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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记独角膏”配方是杜氏家族先辈祖传秘方。先辈们在每年春秋二季泡制一种膏药，存家备用，遇有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患有无名肿毒、疔毒恶疮、乳腺肿痛等症，敷上此膏甚有奇效，因此远近闻名，交口称赞。
　　杜庆林于一九一五年率其子杜绍维等家人，在铁岭县北门外租了两间门市房，开设“致安堂膏药店”，这就是最早的“杜记独角膏”生产和经营场所。 
　　“致安堂膏药店”开始时前店卖药，后院作坊。后院接了两间厂房埋锅熬药，由杜庆林亲自掌握配方，其他家中人等各有分工，有的碾药挑药，有的熬药，有的包装，有的在前店售货。由于前店后厂，全部生产和经营都是家人自己操作，所以时间长了也被大家称作“杜记膏药店”，而“致安堂”的本名反而不显了。
　　杜氏家族传统家规，掌握配方的必须是杜氏掌门之人。杜庆林经营几年后，由于年纪逐渐大了，便将配方传给其子杜绍维，家中其他人，只能在店中干活，有关配方的秘密，他们是不能知道的，当然妇女们更是无缘问津了。

　　到1943年——1944年，日寇败局形势渐露，对老百姓的压榨更加严厉露骨。“杜记膏药店”的处境更是江河日下，捉襟见肘，药品原料及香油等物，已无处可购，和外地的销售关系也嘎然而止。处此困境，“杜记独角膏”的生产自然停止，店门也就自然关闭了。到1945年春夏之际，日本败局已定，广大群众更加惶惶不安，苦难倍增。“8.15光复”前夕，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都盼解放军快来解放。
　　期间，“杜记膏药店”因停业日久等原因，再加上杜绍维子女众多，需要各自维持生计，便由杜绍维率领分家，杜绍维自留了沈阳的一幢房产，独自去沈阳居住。杜绍维将“杜记独角膏”的配方和熬制技术传给长子杜述清。杜述清分得了在铁岭的八间房产、二十多亩地和其他一些物资，这就是他在解放后独自开业的“杜记膏药店”——“东信药房”的基础。
　　1945年“八一五”光复，八路军解放了铁岭。老百姓欢欣鼓舞迎接自己的军队，但后来国民党军又占领了铁岭。国民党大员进行劫收，巧取豪夺，致使市面萧条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猛烈贬值，后来一口袋国民党钱竟买不到一口袋苞米面。人民照旧处在饥寒交迫之中，老百姓愤怒地喊出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口号。由于交通不便，物资奇缺，币值不稳，购销无门，杜述清对恢复“杜记膏药店”，当然连想都不敢想。只好和几个朋友，在北门外开了一个做花轱辘车的车铺，叫“双顺义车行”，但也只是为了糊口而已。
　　1948年，铁岭二次解放。八路军来到铁岭，成立了人民政府。杜述清和妻子金英，继承祖业，继续开办膏药店，取名“东信药房”。夫妻二人在他父亲经营的基础上，又共同细心研究，对膏药的处方，又做了某些改进，工艺上精益求精，因此疗效更加显著。他们开始先在铁岭本地开展业务，随之主动去函到哈尔滨以及江北一带联系，恢复旧关系，函中报告“东信药房”的业务情况以及产品质量价格等问题。不久复信纷至沓来，有的进一步打听信息，有的直接要货，经过一段辗转周折，不但恢复了不少的老主顾，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从此“杜记独角膏”又风行于祖国的白山黑水之间，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杜记膏药店从此起死回生，在经营上也有了很大变化，过去大多数是私营对私营，目前已经有些国营药店和供销社也来函购买膏药了。由于杜记膏药的声誉过去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当中，疗效稳定，价格便宜，因此许多国营药店和农村供销合作社，是乐于推销杜记膏药的。和公家打交道，只要你的货真价实，以信用为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么对方是会对你信任的。尤其是国营的特点，他们办事、说话算数，有一是一，是不会叫私企吃亏的。过去和私营企业办事，有时会碰上倒闭关门之事，现在对公家，可就千稳万妥，不会担心有什么风险来临了。”
　　自1948年解放，到1955年，东信药房的经营，稳中见俏，逐年上升，膏药的销量不减当年，有时还略有过之，当然利润是合理的，不似当年那么高了。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东信药房”清产核资人民币一万七千四百元。当时在铁岭工商业当中，合营的资金是最大的。政府也被安排做了铁岭医药公司制药厂的主任。一九五八年被选送到辽宁省社会主义政治学校去学习。后来又被选为铁岭市银州区政协委员。
　　遗憾的是，合营后由于种种原因，再加上原料缺乏，药厂没能恢复生产，杜述清只当了一名药店的主任，经营一般的医药用品，而他的祖传“独角膏”则未能再露头角，发挥作用。以致此膏中断了多年。
　　社会的稳定与动乱，决定了杜家“独角膏”的兴衰。杜述清在十年浩劫中被划成资本家地主，莫名其妙的被挂了牌子，戴上高帽，经常被几个彪形大汉押上卡车，游街，挨斗。被斗了几次后，又稀里湖涂的被撵下乡劳动改造。妻子金英，因受不住这样沉重的精神打击，心情忧郁，日夜焦急，结果死在乡下。在当时的情况下，别说是继承祖业呀，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万分悲痛中杜述清仍然相信邪不压正。
　　“四人帮”垮台后，政府给杜述清平了反，还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组织，成为了一名民主党派的人士，后又被推选为市政协常委（小市），当时政府调动一切的社会积极因素，来构建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因此杜述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筹备恢复杜家的祖传“独角膏”，为人民服务。杜述清向主管部门领导正式提出想法。党和政协、民建各位领导对他大力支持，从思想上鼓励，从实际上帮助。终于在一九八一年杜述清经过二次笔试，五次口试，在许多中药界权威人士当面测试下，最后答辩合格，被授衔为“中药技师”。一九八三年经铁岭地区卫生局化验，“独角膏”药品质量合格，准予开业。于是杜述清又一次开设了“杜记膏药店”。铁岭市医药公司的领导也大力支持，为企业在银行担保，贷款四千元作为启动资金，并通过医药公司的渠道帮助企业经销药品，使药品能够顺利的送到患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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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记独角膏”的原材料中，有一味药叫“独角莲”，是其主要成份，由于当时这种药很奇缺，杜绍维就在大甸子老家购买了大片土地，专门种植这种药材，以供生产之用。除此之外，还有黄莲、当归、全蝎、蜈蚣、密陀僧等三十八种名贵中药配制而成。主要辅料为纯香油、红丹。杜绍维在原料的选购上，要求极其严格，在生产的前期炮制中一丝不苟，特别是其中香油一项必须是纯真的小磨香油，绝对不许掺杂其他油类如豆油、花生油等，因为豆油口紧，如掺入则使皮肤绷紧，膏药贴上后，把的皮肤生硬难受，而香油则起到滋润松滑、止疼消肿的作用。
　　由于使用真材实料而又精心炮制，所以疗效显著，患者竞相购用。当时致安堂的“杜记独角膏”，很有局限性，辐射范围也很有限。为了加大宣传力度，杜绍维开始徒步远行，送药给患者的同时宣传独角膏，最远到过黑龙江漠河，吉林敦化图们，内蒙古大部地区，经过几年的宣传，再加上独角膏疗效显著，“杜记独角膏”的销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后期致安堂生产的膏药逐渐取消了零售，主要以批发为主。销售范围已经可以辐射到东北三省全境以及内蒙等地。铁岭城内有名的药店如义和堂、广生堂、和发久等，都与之建立起了长期的业务关系，这些药店又广为宣传。“杜记独角膏”终以其疗效显著逐渐占领市场，致使其它和“独角膏”功效相类似的如“拔毒膏”“狗皮膏”等药则相形见绌，销路大减。
　　之后的多年中，“杜记独角膏”的业务日渐发展，店中人手感到不够用了，便另外雇了不少临时工，由家里人指挥男工熬药，女工则做些包装和其它一些杂活。再后来本地中药材原料不足，店内又派专人到国内各地去采购药材，企业开始走上正轨。
　　为了争取市场，“杜记独角膏”起初也采用了积极的销售办法，价格薄利多销。对少数殷实铺户，可以进行赊销，把货留下，以后利用火车托运或邮寄药品，“一年三节”结算汇款。这样一来经销者、消费者各得其益，遂使他们的生意、影响益广，蒸蒸日上。“杜记独角膏”在东北地区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杜记膏药店”历经艰辛，在杜庆林和杜绍维两代人的带动下，全家人齐心合力，经过十余年时间初步奠定了基础。到1930年，生意日趋兴旺，资力亦渐雄厚。最盛时期，该药店本地加上外销，每年能销出五、六千斤以上。
　　“杜记膏药店”逐渐富强起来，但仍然没有失掉过去那种艰苦朴素、勤俭办店的作风。因为是批发，不需要建筑高大壮观、富丽堂皇的店铺，所以仍然局居在县城一隅较偏僻的地点，仍是那样不显山不露水的老门市、旧闸板，更没有雇用多少伙计，只是自己家人和靠得住的亲戚一起干。这时候杜庆林老人家已年老逝世，杜绍维掌管店中的一切大权。

　　“杜记膏药店”开业到1988年以后，因业务范围逐步扩大，经有关部门批准，改名为“杜记膏药厂”，使用注册商标为“杜清”二字，生产杜家祖传“杜记独角膏”。
　　杜述清潜心研究，经过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改进药膏处方，使药膏对骨质增生、风湿病、肩周炎、骨髓炎等疾病，亦见功效。
　　杜记膏药厂的经营方法，近年来又有新的改进，首先是废除了过去派推销员的作法，地方大了，往来户多了，用推销员根本无此必要，也跑不过来。他们充分利用信函的功能，通过邮局广发信函，内附传单介绍药膏特点、性能、治疗功效、经销办法，并附有相当的样品，请其临床试用，这一工作是极其庞大和繁重的。要发函到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县、镇的医药部门(极边远的地方除外)。如有回音同意经销，则双方签定合同，并有一份“保证书”，“保证书”的内容如下：
　　“欢迎函购，保证疗效，无效退款。我厂以振兴中药事业，解除患者痛苦为宗旨，请国内医药界各位朋友，放心临床使用，保证疗效，无效退款绝不失信，特此保证。
　　辽宁省铁岭市杜记膏药厂负责人 杜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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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请亲朋好友，口碑相传，有患者代为介绍使用“杜清牌杜记独角膏”，白送膏药，不取分文。患者用膏药治好自己的病后，心存感激，有的便自发的书写感谢信给厂子，同时他们现身说法、热情地为该药义务宣传，这种力量是很大的。
 

　　1989年5月，徐州邮电局的吴信忠，来信要求邮药，给他父亲治病，杜述清赶紧把药寄去，可是药到后，他父亲已经逝世了。吴信忠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写信告知并寄来买药钱，杜述清心想，他的父亲没用上药，我怎能收他的钱呢?于是马上又把钱寄了回去。吴信忠感动的了不得，他认为现在许多经商者，恨不得把自己的商品，一下子都“唬”出去，而他卖出去的药，只因人家没用上，就主动把已经到手的款子又退回去，这种境界是多么感人啊！
　　后来吴信忠特地制了一面锦旗，从徐州邮到了“杜记膏药厂”，锦旗上写着几个闪亮的大字：“救死扶伤为人民，医德高尚暖人心”。
　　“杜记独角膏”的疗效，名不虚传，十年来杜述清收到数千封感谢信，受到了患者的广为赞誉。
　　铁岭市阀门厂家属楼付长艳，时年四十岁了，三岁时，脚心被刺扎感染成疮，行走困难，家中人背着到处求医也治不好，后来拄双拐走遍各大医院，始终不愈，脚心溃烂痛苦不堪，连活的勇气都没有了。后来找到杜述清，付长艳患了三十七年的烂脚被治好了。
 

　　云南大理州洱源县患者施朝轮在感谢信中写到：我在1961年左耳下患“慢性炭性瘢痕组织增生”，经五次切除，愈切愈大，经常发炎化脓，痛苦不堪。三十一年来，住院六十三次，医药费花上万元，不见效果。这次住院用“杜记独角膏”贴疮口，仅用38张膏药，就将千疮百孔的脓根吸尽拔完，并长出新肌封口，起我沉疴，特此表示深切感谢。

　　在众多的来信中，有一封是从国外新加坡寄来的。这位名叫曾祥明的朋友说：1993年2月到开封旅游，在一家药店里无意买了数包“杜记独角膏”回到新加坡后，给一位朋友试用，他的颈项生的瘰疬病，竟慢慢缩小了，好了起来。因此我想代理您的“杜记独角膏”。 
　　这些信件，封封都传来了治愈病症的好消息；句句都赞誉“杜记独角膏”的神奇疗效，并且毫不例外的，每一个写信人，对杜述清的医德、医风，表达了由衷的感激和敬佩。
　　所有这些，使杜述清本人感到广大患者和群众在患病时的痛苦之情，感受到解除患者病痛的欣慰和自豪。更加坚定了他治病救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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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岭市杜记膏药厂依靠单一的祖传秘方——“杜记独角膏”，从1915年创建至今，近百年历史，期间历尽坎坷，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终于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医药生产企业。

　　总之，杜记膏药厂自1984年建厂开始生产以来，由于坚持了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用户第一的原则，产品很快打开销路，到1992年以后已经覆盖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产品销售对象，百分之九十是通过正规国营医药公司传到患者手中，百分之十左右是通过农村供销社和集体企业销售到农民患者手中，其治疗范围逐步扩大，由治疗疮疖拔毒，延伸到治疗一些疑难病症如肩周炎、骨质增生、风湿症等，陆续收到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直接或间接来函来款，开展民间邮购往来。他们认为西药治不了的骨质增生和淋巴结核病，都叫“杜记独角膏”治好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给医药市场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开业十年来，杜记膏药厂的“杜记独角膏”年产量由建厂初期的年产十五万包，增加到年产三百多万包；年销售额由六万元增到年销售额二百五十万元左右；在税收方面，“杜记膏药厂”建厂十年来，累计向国家纳税九十万元。由于“杜记膏药厂”在经营生产中，爱国守法，文明经商，按章纳税。有时税单下来，宁肯到银行贷款，也要把税款交上从不拖欠，他们连续多年被全国、省、市、银州区等有关部门评为“全国个体工商守法模范纳税户”、“辽宁省先进私营企业”、“重合同守信用先进单位”，杜述清本人被评为“铁岭市个体劳动者十佳标兵”、“铁岭市银州区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1985年12月，由国家医药管理局颁发给杜述清由彭真同志题词的“光荣的老药工”荣誉证书。
　　1992年8月在湘鄂边区首届全国部分药品质量监评中，铁岭杜记膏药厂的“杜清牌杜记独角膏”获“信得过药品”奖。
　　1994年辽宁省高新技术专利产品评选中“杜清牌杜记独角膏”被评为“金奖”。
　　同时《中国工商报》、《铁岭日报》以及铁岭电台、铁岭电视台也不断表扬他的先进事迹，从1984年—1994年的十年间，杜述清用在访贫问苦、施医送药，不取分文的金额已达到一万多元。
 

　　“9.18”事件以后，东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杜记膏药店”的经营一落千丈，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给不足，由于铁路等交通枢纽掌握在日本鬼子手里，没有他们的准许，任何东西都无法运输。靠存货断断续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店铺的经营也每况愈下了，由于从表面来看，“杜记膏药店”在铁岭是一个外表不起眼的小企业，没有被日军列入重点侵吞的对象。因此得以幸存。但杜绍维觉得前途黯淡，岌岌可危，他战战兢兢，小心经营，不敢多迈一步。
　　但到了1941年，日伪政府在东北各地实行了“七·二五物价停止令”，有的厂家生产被迫停止，有的被日伪经济组合统一收购。
　　此时，“杜记膏药店”在日寇宪兵和伪满警察眼中早巳是垂涎三尺了，成为他们敲诈勒索的一块肥肉。
　　1942年9月份有一天晚上七点多钟，杜家人正在吃晚饭，突然响起了突突的马达声，三四辆日本宪兵队的摩托车如飞而至，紧接着人声嘈杂，日寇和伪满警察破门而入，杜家人来不及藏起大米饭，便都被堵在饭厅里。为首的一个叫尾田的鬼子狞笑着说：“国事犯的，吃大米的有。”他命令把大米饭包着作为罪证。接着气势汹汹，又带队跑到存放香油的地方，指着被抓着脖领子的杜绍维说：‘这香油是哪里来的?’不容分说把杜绍维先打后拷，店铺和厂房查封，狼奔豕突而去。家人失魂落魄，叫苦连天，免不了连夜求亲告友，托人疏通，几次三番连连送礼。结果杜绍维在宪兵队押了五十天，店铺被封、停业数月之久，最后罚一笔大款才算了事。杜绍维出来已是腮塌目陷，腰弯腿瘸，皮包着骨，面目全非，养了半年多才恢复健康。”
　　这次打击，使“杜记膏药店”元气大伤，又被日伪军盯上，要想恢复旧貌，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只得收拢店务，紧缩开支，维持现状。

　　质量管理仍然是企业的重中之重，时年八十三岁高龄的掌门人杜述清每天要奔波往返十多里外的熬药车间，亲自参加和指挥熬制膏药的生产。他说：“质量工作应居生产的首位。质量不好，不但要影响我们杜记膏药厂的声誉，而更重要的是危及人民身体的健康。因此在熬制膏药时，一定要严密把关，下料要准，火候要到，熬老了，药的精华尽失，熬嫩了起不到治病的作用，我们做这工作，要时刻把患者的痛苦放在心上，为患者负责。”
　　在管理方面，进一步强调十六字厂风：“兢兢业业，务实求严，拼搏进取，无私奉献”。厂内所设立五个职能部门：生产科、财会科、办公室、化验室，专人负责强化管理。
　　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五周年，辽宁省在北京北海公园场地，展出省名牌精品，杜记膏药厂的名牌“杜清牌独角膏”亦有幸参展。

　　在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中央十四大的春风吹遍全中国大地的时候，杜述清深受鼓舞，认真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讲话给私营企业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要努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迅速做大做强。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已纳入国家的整体规划。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医学技术如何进一步提高，更是当务之急。
　　杜述清经过认真考察，将企业迁往地处八里庄附近的铁岭经济开发区，借着国家政策的东风，将企业又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购买了一万平米的土地，盖起了新的厂房车间。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已成为“杜记膏药厂”的一项新课题。从1993年开始，在他主持下，重点抓了“二大工程”：一是增加建筑面积，在厂区南头新建厂房一百五十平方米，加上原有的共三百二十平方米，这样就满足了制药车间的需要；二是增加新的设备，新构建了“化验室”，购置了“阿贝折光仪”、“电乾燥箱”、“高倍显微镜”、“紫外线分析仪”、“分析天平”等科学仪器，聘请专业人才，掌握化验技术，如过去本厂使用香油，都是朝阳双龙厂的香油，该厂系出口单位，所产产品一贯优质，并科学化验合格方可出厂。“杜记膏药厂”为了严把进货质量关，凡是所进原材料需要用仪器鉴定的，一律严格化验，既使双龙牌香油亦不例外。本厂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亦项项层层化验检查。上一道工序不合格，决不移交给下道工序。
 

　　1993年杜述清厂长，被选录在全国企业家1993年卷的《群星谱》中，书中刊出了杜述清的彩照和《“杜记独角膏”传人》的介绍他先进事迹的文章。正如薄一波同志在该书的题词中说： “当代中国企业家，正以引入注目的风采，在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像璀灿的群星，装点着中国充满希望的晴空。”
　　2000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文件，国内制药企业从2004年开始将实施生产过程的GMP管理，大幅提升了监管力度。这个规定下发之后，有很多与杜记膏药厂规模相当的企业，由于不具备产业升级条件，纷纷倒闭转产。杜述清老人经过反复慎重考虑，最后决定克服困难，响应国家号召，筹集了1000多万资金，将原有的厂房重新翻建，新建了四层的办公楼、化验室和符合国家标准的大型制药厂房，聘请东北制药总厂设计院帮助设计改建；购进了新研制的中药提取设备，将提取熬制和皂化工艺进行了彻底的自动化改造，一系列的改造均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功。企业在2004年底顺利通过了国家药监总局的GMP认证，这是杜述清老人又一次用实际行动对我国的传统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认证，企业完成了升级改造，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企业着手进行自动化改造，将生产中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动化改造，增加了新剂型——片状膏药，更加方便了患者的使用和需要，随后又针对风湿、颈肩腰腿痛的患者，推出了“杜记理疗袋”，大大缓解了患者的病痛。
　　在2010年，企业第二次通过了GMP认证，经过这几年的飞速发展，企业大大提升了市场竞争力，更进一步的完善了产品的结构，目前，企业正致力于传统中药的传承和发展，力争经过我们的努力，将传统的中医药文化的瑰宝传承下去，发扬光大！